什么是中世纪占星术


此文为 Robert Zoller 先生的中世纪占星 DMA 的介绍。可以转发,不得转载

什么是中世纪占星术

中世纪占星术是从大约公元 750 年至大概公元 1500 年文艺复兴时期的这段时间内首先由阿拉伯和波斯占星师所运用的占星术;其后(公元 1100 年前后)西欧和(东)拜占庭帝国的占星师也开始使用这种占星术。

在罗马帝国时期所运用的占星术是公元六世纪初希腊哲学的产物。这些 “希腊东西” 的基础可以追溯至公元前那些从埃及、巴比伦以及波斯继承而来的占星预言知识。大约在公元四世纪的罗马帝国,占星术被看做是一种科学,并且对大多数的宗教都产生影响。

大约到公元 500 年,在西罗马帝国衰落和西欧蛮族王国(即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区域中对应现代的西班牙、葡萄牙,高卢 / 法国,德国的范围,低地国家中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大不列颠爱尔兰这些区域)崛起之后,西部和中部欧洲的占星术传统被中断了。

同时,在延续了西方帝国传承的东罗马帝国(被称为拜占庭),占星术的发展也不顺利。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那里的宗教和政治环境几乎彻底终结了占星术的运用。拉丁语在西方仍旧被使用,而希腊语则是东部拜占庭帝国的语言。

在七世纪时,阿拉伯的穆斯林征服了中东,到了公元 711 年,他们已经将帝国扩张到西起伊比利亚半岛东至印度。在这个新政权中所说的是阿拉伯语。然而,到了八世纪末,穆斯林世界的阿拉伯统治者们开始鼓励他们的学者学习希腊语,并且去吸收希腊、波斯和印度的科学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希腊占星与其他希腊的学科一起成为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提示:当讨论 “阿拉伯”、“希腊” 或“拉丁”占星时,我们必须清楚其含义。阿拉伯、希腊和拉丁这些词并不是根据占星文献作者的种族或信仰来划分的,而仅仅是根据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穆斯林地区,主要的语言是阿拉伯语,所以我们称之为阿拉伯占星。在拜占庭帝国的希腊语地区,我们就称为希腊占星,拉丁占星则来自西方(注:使用拉丁语)。在这个课程中,我们会专注于承袭自拉丁文献的技巧。其中一些是在 8 世纪时从阿拉伯文本翻译为拉丁译本的,然后我和其他学者再将之译为英语。其他一些是中世纪英语文本,还有一些我们将要沿用的文献是源于基督纪元最初世纪的希腊作品的英语译本。其中的一些作品,尤其是那些 Firmicus Maternus[1] 的著作,包括《the Liber hermetis》[2] 等文献,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200 年。

所有这些文集的集合使我们对所需要接受和完全理解的预测占星术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在这个课程中所用到的材料展示了从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1700 年间的占星传统。我们以他们用来与我们沟通的语言来区分不同,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他们承袭的源头通常都是有内在联系的。

在大约 600 年的时间内(公元 500 年至公元 1100 年),占星术在西方拉丁语地区的运用受到了诸多限制。导致这个局面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总为重要的一个是:随着公元 500 年西罗马帝国统治的衰落,在西方基督教统治区域的数学教育是严重缺失的。直到 1100 年前后,西方才开始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就如穆斯林世界在 8 世纪时那样。西方学者发现东方的穆斯林世界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促进了占星学和相关学科的发展,而在那段时间里,西方世界丢掉了他们的科学,所以他们开始将阿拉伯的科学文献翻译成拉丁语。此时拜占庭也重新开始对占星术产生了兴趣。其结果就是对于占星术的兴趣在西方拉丁世界重新复苏了。这种兴趣在接下来三个世纪里一直强烈地持续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15-16 世纪)希腊语研究的再次复苏引发了对希腊占星文献和技巧的重新评价。

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致力于学习托勒密和其他希腊占星学的关注的增长是与一系列来自于穆斯林土耳其的政治和军事扩张主义的威胁以及拒绝一切 “东方”——即阿拉伯、土耳其或是穆斯林——的东西同步发生的。土耳其扩张主义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存在产生了巨大威胁。到 1500 年,土耳其人已经在中欧地区控制了巴尔干、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瓦拉吉亚、摩尔达维亚和保加利亚以及现在的马其顿、罗马尼亚和比萨拉比亚地区。他们实际上统治了亚德里亚海东岸以北的所有地区(除了威尼斯所保留的狭长海岸),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北非,西至阿尔及利亚,还有俄罗斯的部分区域。西欧实际上从文化到经济都与东方隔绝了。这个时代的希腊崇拜 / 反东方思潮使得西方占星师开始寻求托勒密和希腊占星术资源的帮助来摆脱阿拉伯的影响,他们相信古希腊占星术是更为优秀的。

通过重返占星术的希腊起源以及对当时的占星理论和实践的批评来改良占星术的努力始于十五世纪(例如 Pico della Mirandola 的《Disputatio contra astrologiam divinatricem》[3])。这使得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开始将托勒密的《四书》从原来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例如,Quadripartium iudiciorum opus Claudii Ptolemei Pheludiensis ab Joane Sieurro…Paris 1519)以及 Philip Melancthonde 的 1553 版本 [4] 也使用了拉丁文的标题,Quadripartium。在 15 世纪之前,托勒密的《四书》只有从原来希腊资料 [5] 翻译成阿拉伯语之后再译成拉丁语的版本。阿拉伯语译本被认为添写了很多原始希腊语版本中不存在的内容而存在很多讹误。逐渐的,那些不再跟随其希腊前身的中世纪占星的实践方式被质疑为据称是更纯净和从某种角度来说更好的希腊占星的阿拉伯变形或是干脆被抛弃了。

十七世纪被视作西欧的科学革命,伴随着数学、物理以及现代化学的发展,使得很多西方知识分子觉得在不久的将来,所有自然界的奥秘都可以通过实证科学来破解。在天文学领域,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说,在 1543 年(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第一次发表就受到了广泛的认可,随之而来的是人们认为从托勒密开始发展的中世纪地心宇宙学被基本推翻了。

这使得传统上仰赖于托勒密地心天文学的决断占星术(Judicial astrology)(画出个人或者国家的星图来达到预测他们命运的目的)受到了大量怀疑。现在,看上去它的天文学部分从原本居于占星术之下的地位中独立出来了。在 1650 年到 1700 年间,本命占星在欧洲大陆西部逐渐衰落到几近消亡。

在英格兰,占星术以一种简化的形式得到了延续。这种在英国延续的原因并不能够完全确定,但是能够明确的是,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当欧洲和英国的哲学家宣布理性时代到来之际,占星师们被这些新理性主义者要求以科学的方式来表述他们的技艺原理。这是一条被之后几代占星师所追随的道路,直至今日。[6]

这种强迫对于宗教信徒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基督教建立在对信仰和信念的表达之上,而非理性。信徒们(尤其是新教徒)试图尽可能地坚持他们的信仰合理性。他们通过将科学家们发现的自然规律视作上帝法则的一部分,以及将哲学 / 神学结合起来构建了 “自然宗教 / 神学” 和唯心主义哲学。

同样,面对伴随理性和科学信仰崛起而产生的压力,绝大部分占星师分成了两个阵营:科学派和神秘学派。前者尽可能多的将非天文学内容(例如阿拉伯点和星座)从占星学中剥离出去;并将自然占星学(对于气候,地震,疫病,火山喷发的预测)与本命占星学(他们驳斥为比 “算命” 好不了多少)[7]区分开来。然而,无论他们如何严苛的去重建占星学使之满足科学化的要求,他们仍然在达成让主流科学家接受占星术是科学的这个目标上失败了。同时,神秘学派的占星师们企图继续实践占星护符、预测、通灵、魔法以及炼金术。这种神秘主义占星随后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融入了神秘学复兴中,并且对占星学被当作一种 “迷信” 功不可没。

对于神秘学派占星师来说非常不幸,世界极快的变化着。同时在十八世纪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及其后果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洲社会。作为这种改变的直接结果就是占星师在社会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很多占星师是医师,语言学家和数学家。他们受过很高程度的教育 [8] 并且在神学,哲学以及观测天文学上知识渊博。他们同时为教会和贵族,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工作。Guido Bonatti,构成这门课程核心的这个人,他本身就是一个贵族并且为牧师们预测他们是否能够成为主教、枢机主教甚至教皇。他还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为国王和贵族成员提出建议。

在中世纪,社会的基础是农业和重商主义经济。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们在田间劳作并住在乡下。Bonatti 称他们为农村的、民众、平民。[9]

在当时有一个正在成长的中间阶层开始兴起,尤其是在城市里,他们开始控制内陆地区并且成为主要的财富中心。这个中间阶层的成员变得相当富有和有权势(Bonatti 称他们为 magnates,即大人物),并且他们也需要占星师的服务。

从 1804 年开始,权力逐渐转移到了中产阶级的手中,因为他们变成了新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同时,不断增长的城市工人阶层的文化素养也不断提高,使得流行占星术开始兴起,这反映出新兴社会结构的兴趣。作为军事顾问、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中世纪占星师消失不见了。越来越多的占星师开始满足中产阶级和工人阶层的兴趣。

在这个新时代的教育是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的,并且由工程师、工人、商人、劳工、经理人以及银行家的需求所主导。古典学习(包括对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古风的学习)以及博雅教育变成了有钱人的兴趣爱好。在这个新兴社会中,一个哲学方面的学位不再是赚取财富的途径。他所能做的就是教授哲学,进入神学院和传教或是可能可以进入出版业。社会中心是在工业和货币经济上。

在十九世纪占优势的那些教育在几代人之前就已经形成趋势了。人们一直在放弃对那些有助于理解希腊占星和阿拉伯 - 拉丁中世纪占星的主要文献的学习。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到末期的占星复兴运动中,很少有占星师具有语言能力和数学能力去阅读那些重要的文献。

在 1825 年前后,随着对使用 “理性能力” 来解决人们所有问题和自然界所有奥秘的疑虑的不断增加,对于占星术和其他神秘学的兴趣在法国和德国开始盛行起来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提出了理性其本身能否被理解为纯粹(唯心主义者对上帝的代称)。随着这一理念的发表,欧洲的学者分裂成了两个阵营。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理性的唯物主义者和先验论者(不要与同名的美国灵修运动搞混了)。德国斯瓦比亚的诗人就是后者的代表(尤其是乌兰德、里希特和克内)。马克思与恩格斯与一些资本主义卫道士一起成为了前者的代表。

理性唯物主义者接受并支持康德的观点,因为人类的理性无法发现超验 10,它(超验)可以被完全忽视。人类的天命是通过其自身的才能来实现自己的未来,即对于理性和唯物主义科学的运用。

先验论者否认超体验是超越了人类知识的这一说法。他们坚持人身上有着超理性能力的存在(直觉),这种存在通过诗歌、艺术、梦、精神性体验以及魔法来展现它是如何运作的。简单来说,通过理性推理寻求真理的启蒙哲学都忽视了这些东西。先验论者试图去研究心理现象、梦、神秘体验、通灵、催眠以及其他的 “非理性” 体验。刚刚兴起的对于心理学的兴趣受到这些思想家推动。但是,这受到了人类头脑的创造力和对于 “心理学” 精准定义的不明确的限制。于是,十九世纪时这一情况反映在占星师对于 “心理学” 兴趣的日渐增加上,尽管这种兴趣与我们现在所知的临床心理学并没有什么关系。不如说,这是一种在跨越催眠、梦、神秘学和魔法之间界限的实践活动。稍后 [11] 一些先验论者试图将占星术构建成一种数学性(因而也更精确)的秘密艺术[12]。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占星师基本上被看做是我们今天所称的 “非主流” 文化的一部分。很多人成为顺势疗法、草药医疗的从业者,以及其他一些激进观念的拥护者。在十九世纪的其他西方国家也是以这样的模式进行发展的。占星师以这种方式变成了非主流社会、理疗理念和激进政治的传播媒介。这种趋势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持续到今日绝大多数占星师和占星爱好者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们认识到在当代占星术中的 “天王星” 或者 “海王星” 就像任何千禧年、乌托邦或者激进政治空想家一样被不屑一顾,并且其留有的无意识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判断和事实。

十九世纪的另一重大发展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演化》(1871)的发表。这两本书在十九世纪的后半个世纪引发了一场争论风暴。它们提出的理论是植物界与动物界的物种多样性是经过漫长时间对于物理环境条件的适应后而产生的结果,人类是起源自灵长类的动物。

演化论是由达尔文(1809-1882)提出用来解释植物和动物物种的生理区别的。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将演化的概念延伸 [13] 到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范畴;因此,一些人 [14] 在当今会提及 “社会演化” 和“意识演化”。演化论对于理性唯物主义者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他们认为生物体(区别于神)内有一个有机化的原则,这个原则能说明从不确定的同质性到确定的差异性的发展(比如,从单细胞生物到像人类一样的复杂的分化的生物)。

达尔文 - 斯宾塞的演化论对神秘学家和占星师来说相当有吸引力和变革性,在 1875 年秘学和神秘哲学的支持者如 Madame Blavatsky(1831 俄国 - 1891 伦敦)发现在他们的教学中需要给予这个观念以核心地位。19 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根据东方三贤的法则,Chicago 告诫说到 1940 年美国将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化,原因是演化、占星术和数学的共同作用。一个世纪之后,美国依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对于很多美国占星师 [15] 来说 “演化” 这个概念毫无疑问是占星术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二十世纪,从最好的角度来看西方占星学也不过是变成了空想理论家手中的世俗人本主义工具,而最坏的情况则是其仅仅就是娱乐而已。在脱离了描述是什么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以及试图去掩盖将会发生什么的预测,占星术日渐成为了传播应当是什么的一种练习。

心理占星的拥护者(尤其是 “荣格学派”)使得很多占星师远离了客观的现实,转向了以共时性和社会及政治的原型以及“灵性” 这类次要教义所修饰的内在的、主观的心理性领域。

在这个迷局里,一个符号被用来说明另一个,然后无限重复,然而很少能够触及到实际的存在。在这种思潮下,西方(心理)占星术彻底失去了描述现实存在或者预测未来 [16] 的能力。

到了二十世纪末,主流的西方占星学已经彻底步入了个体融合(idiosyncretism)以及心理学的死胡同里,并且由于后现代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占星术也不再作为传播激进社会观念的媒介而对社会有益了。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开始的中世纪和古典占星的复苏对重新认识实体存在是如何形成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做了铺垫。这种重新认识包括了对于新柏拉图主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和卡巴拉等哲学的重新审视,还有对于神秘学以及毕达哥拉斯理论的证据的调查。这种复兴还将充满好奇心的人们指引向数个世纪之前研究这些事情的早期杰出占星师们的著作 [17]。

中世纪和古典占星学的复兴受到了一些来自于西方学术界的帮助,尤其是科学哲学和历史 [18] 学科方面。再次说明,我们发现占星术,炼金术和魔法正在被正式的学术,历史和社会研究 [19] 所接受。与之相关的还有在主要学术体系之外的 “编外” 学者的活动。一些占星术从业者(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寻求那些让理论能够被实际应用的真实占星技法。其他一些非传统的 \ 半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家试图推翻既定的哲学偏见从而为 “范式转移” 之路做好准备。

外部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对占星术的灌输以及嫁接到占星术上的心理学理论对占星术来说是有害的。问题是不论这些理论是否有价值,他们都不是占星术,并且这种参杂了它们各自先决条件的占星研究妨碍了学习占星术的核心:占星的解读与预测。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位非常出色的社会主义者或者资本家,并且非常有力的运用占星术,但是这在学习占星术时只是次要角色。换句话说,越简单反而越好。在这件事情上,更好的是占星术,它可以被用来理解封闭意识形态或者经济结构的作用,但是反过来则不行。

占星术是一种独立的学习,并且需要单独从事的事情。其原因在于它是永恒的而不是暂时的。那些在过去的时代重要而令人信服的事情由于并没有永恒的联系而到了当代总是被忽视。举一个例子就是,中世纪奎尔夫派与吉伯林派 20 之间的斗争,在那个时代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斗争,但是现在已经被遗忘了,因此,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当代的政治问题也会如此。然而,由于占星术面对的是宇宙以及永恒,使得它会一直留存和延续。

心理学只不过是一个较新的可用视角。作为一门学科,它也许可以帮到人们,但是它对于占星术来说依旧是不相关的内容,将其嫁接到占星术上,让它和占星术合二为一成为一种信念,这对两者来说都是一种伤害。这延迟和妨碍了对两者的彻底理解。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当你开始接触这套课程中的材料时,你需要首先学习占星术,并且尽量远离其他内容的干扰。

当我们考虑占星与哲学或灵性之间相互影响时,情况是有所不同的。最好还是先学占星;其次才是哲学 / 灵修教义或者至少要分开学。不过,为了使你能够更清楚地运用中世纪占星术,某些灵性体系对于占星术的运用是有益的。这是因为占星术自身缺乏一套灵性教义,对于占星术的使用使得我们最终意识到需要一套灵性教义。虽然从历史上来看,中世纪占星术有其自身在神秘学、新柏拉图主义和卡巴拉方面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但是我不认为指定或者背书一种灵性法则或是信仰凌驾于其他法则之上是明智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决定哪种哲学思想是适合自己的。比如学习与占星相关的新柏拉图主义内容并不意味着你需要接受新柏拉图主义作为你的灵性或哲学思想。每个人从一种灵性 / 哲学思想找到指引我们学到那些能够使自己意识到美德和发现真我的知识的永恒和普世的真理和理论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些试图将占星术纳入一种灵性或哲学之道的人最终选择了一种不排斥占星术的以免发生困惑,这才是审慎之举。当一个人被教导或被先入为主的告知预测是不可能的时候也会产生困惑。如果你相信那些无视自己的本命星图,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等等,疑惑就会产生。对于后一种情况来说,其明显的内在矛盾在于一个人不可能坚持以下观点:本命星图一方面是一个人 “命运” 的钥匙,同时又具有同等力量的相反看法,也就是说不论你的星图状况如何,你都有力量去推翻它。

在如上所述的占星术简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占星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变化之大以至于我们这些被尊为业内领袖的占星师都认不出那些当今主流运用的占星术了。因此,研究占星术是如何发展的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身在何处。只有在知道我们身处何地之后我们才能决定向哪里出发以及为什么。我们作为占星师以及西方占星术的未来方向是仰赖于回归其本源以及复兴预测实践。这门课程就是带领你以此为目标的。

那些狂热于自己的信仰或者只是想表现前卫的人,需要抛弃那些虚假的占星术和伪造的 “非主流” 灵性法则,因为这些东西制造了阻碍,用陈词滥调和未经证实的理论让你头脑混乱。这意味着需要采取一个新的视角并且重新审视老问题。这需要你具有非常大的勇气、毅力以及记忆(即注意力)来做到这些,你会被再三地要求记住星盘中所预示的是什么和什么是如何在此时此处的发挥作用的。只有这样做你才会发现命运。

与绝大多数流行的信仰相反,命运不是那些总是包含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内的东西,而是可以被验证的并且找到证据的东西。占星术在展现如何找到这些证据方面也许超过所有其他神秘学科,并且这种追求也是这门课程教学中的精华部分之一。只有认识到我们处于天堂法则之下,我们才能够从我们的星空牢笼中解脱出来,并且真正的开始接近智慧。

智慧具有三个先决条件:对神灵的敬畏,对自我的觉察以及对邻人的爱。

敬畏神明是承认我们受限于我们的星体星座囚笼。

自我觉察是直接、持续地觉察到我们超越星体星座的部分,未知的,宇宙的,慈悲和自由。

对邻人的爱会在通过以他人来认识自我进而达成自我觉察之后立刻必然,毫不费力的就会发生了。

智慧可以建立起正确的关系、正义、相互支持以及所有美好事物的知识,长寿和自由。

Hermetic 教诲我们人类以两个层面的形式存在。他的物质部分由命运所掌控。他的神性部分是自由的。想要获得自由的人必须培育后者。这是 Hermetic 智慧的核心。

智慧是打开我们所处的命运牢笼的钥匙。通过智慧,智者可以摆脱星盘以及命运的支配。

他们依然必须面对肉身存在这样一个现实。身体仍然受到星体的控制。它们依然必须面对星盘的预示。但是一旦获得了智慧,它们也能够获得自由。它们知道它们不再是他们的肉身,它们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并且不再受命运的控制。

所以,我们回到中世纪占星术是什么这个中心问题上。中世纪占星术是 Masah’ allan(约 740 - 约 815),Abu Ma’shar [21](公元 787-886)和 Guido Bonatti [22](约 1223-1295),Marsilio Ficino(1433-1499),Nostradamus(1503-1566),John Dee(1527-1608)以及其他一些你会学到的人的占星术。这是一种在被以 “改良” 的名义胡乱修改和摧毁之前的作为高等学科的占星术。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神秘艺术。神秘是那些保持隐藏的东西。占星的作用力(使其发挥作用的东西)的源头依然隐秘而未被我们发现。

它的哲学基础可以从赫耳墨斯神智学和新柏拉图主义中找到;尤其是在阿拉伯和犹太人的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中。稍后我们会在 Avicenna (980-1037)[23] 所著的《Corpus hermeticum》[24] 和 Avicebron(1021?-1058?)[25] 的《Fons vitae》中详细阅读。此外,这些基础都依赖于卡巴拉 [26]。

这种个人的 “星座” 以某种方式在我们内部,从内向外的发挥作用。这是一种独特的无形网络或者说是个体出生时本命星图里的行星、恒星、光体(太阳和月亮)在黄道星座上的配置之间的联系。在那个时刻,它和外部的天界、天空互相影响,因此我们每个人的内在与外部世界产生了联系。从 Paracelsus(1493?-1541)所说的 “微观宇宙的天堂” 和“宏观宇宙的天堂”[27]来看似乎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中世纪占星的解读应用和深入的预测技巧运用能够彻底消除对这个问题的疑惑。这澄清了诺斯替主义和神秘主义是正确的。我们的星座是我们灵性的牢笼,而本命占星仅仅是那个牢笼的平面图。灵性能从那张平面图上所获得的希望是那些从哪里能找到出口和逃脱之路的知识。

占星术本身无法使你离开这个牢笼。这是宗教、哲学和灵修的事儿,或者,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学习灵性科学。诚然,占星术可以带领我们领悟到比我们更高阶智性的必然存在,但是它本身并不能带领我们穿过天堂的大门进入其中。搞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期待占星术能让我们从世俗生活中解脱出来的话,我们只是将自己的生命浪费在寻找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上。

占星术所能做的是预先描述我们世俗生活的特性。对于本命星盘的精确解读描绘了我们的客观现实。它所回答的问题诸如:“我会结婚吗?”“我会有孩子吗?” 或者 “我会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今年的财运如何?”“我会进监狱吗?” 或者 “我的健康状况如何?”

传统上本命占星被用在三个方面:预先描述我们生活中会发生什么,尝试去调控我们生活中相关的事以及去解释隐藏在我们生命现象背后的灵性根源。这种调控的企图相当于魔法,其本质是对于困难和潜在危险的担忧。很多占星师在这些陷阱上摔了跟头。相比针对一个独特的 “我” 来运用,他们最好避免将占星术当做引领我们通往宇宙真理的哲学之道,

因为占星术可以用来描绘客观事实,它被长期运用在炼金术中,这是像魔法一样重要的占星术的姊妹艺术。这三门艺术共同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神秘学揭示了神性的运作。中世纪魔法 - 星体魔法传统的神秘主义者认为:“魔法是对于精神进行的精神操作。占星是对物质进行的精神操作。炼金术是对物质进行的物质操作。”[28]

中世纪占星文献

学习中世纪占星是基于文献的。所学到的内容必须进行操练。验证其传统时,我们首先得看看这些。以下清单并非是完善的,并且由于进一步的研究仍在继续,所以这份清单也在持续更新,但是它充分的构建了基础背景,并且为我们穿过充满了错错误的占星迷宫指点迷津。29

由于上述的理由,这门课程虽然称为中世纪占星学但是它所用到的文献跨越的时间范围从公元前 200 年到公元 1700 年。

· Nechepso-Petosiris(现已佚失,仅存残篇)由 Ernst Riess 编入 《Nechepsonis et Petosiridis fragmenta in Philologus》, 附录 6,1892 出版, 第 325-388 页。

· 《Liber Hermetis》,由 Robert Zoller 翻译

· Dorotheus’s 的《Carmen astrologicum》

· Ptolemy’s 的《Tetrabiblos》

· Julius Firmicus Maternus 的《Matheseos libri viii》

· Vettius Valen 的《Anthology》

· Antiochus 的《Thesaurus》

· 底比斯的 Hephaestion 的《Compendium Book》

· Masha’allah 的《On Nativities》

· 《Alkindi, On the Stellar Rays》,由 Robert Zoller 翻译 [30]

· Abu Mashar 的《Flores astrologicae》,缩写为占星学介绍。

· Abu Ali Al-Khayyat 的《The Judgment of Nativitties》

· Ibn Ezra 的《The Beginning of Wisdom》,《The Book of Reasons》等

· Guido Bonatti 的《Liber Astronomiae》[31]

——实际应用请参考《Bonatti’s 146 Considerations in Anima Astrologiae》[32]

· Luca Gaurico 的《Tractatus astrologiae iudiciariae de nativitatibus virorum et mulierum》

· Junctinus 的《Speculum astrologiae》

· Schöner 的《On the Judgments of Nativities》

· Lilly 的《Christian Astrology》

· Morinus 的《Astrologia Gallica》

· Placidus 的《Primum Mobile》

异化的现代占星与中世纪占星之间的一些基本区别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请放下你对占星理解中先入为主的观念。Summa scientiae nihil scire(科学的顶点是一无所知)。尽管中世纪占星作为现代占星的根源,但是在很多根本原则方面与之不同。在这套课程中会进行详细的说明,不过下面的这些重大区别必须一开始就牢记在脑中。

  1. 只使用七颗可见的行星,月亮的南北交点和恒星。现代行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假想的行星和黑月,小行星,莉莉丝,祝融星以及一大堆被现代占星师认为是必须的东西统统不用管也不要使用。

  2. 只使用八个托勒密相位(合相与对分相,两种六分相,两种四分相和两种三分相)

  3. 会用到阿拉伯 / 希腊点

  4. 与现代占星只使用两种先天强势(入庙守护和擢升守护)不同,中世纪占星使用 5 种(入庙守护,擢升守护,元素守护,界主星和十度守护)。

  5. 有特定的规则指导解读

  6. 有预测技巧,但是现代占星并不使用

  7. 中世纪占星是一种预测占星

中世纪占星是宿命论的吗?

中世纪占星是宿命论以命运决定一切的吗?人们的行为是否受到命运的支配——就是 “被说出来的(spoken)”(英语中的“命运(fate)” 源于拉丁语中的 fatum,指 “那些已经被说出来的”)——忽略了“由谁说出来的”。这也意味着言语和境遇或者说一个人生命中的“意外事件 accidents” 之间的某种关联。这些境遇是使一个个体在同一层面(人类)上区别于他人的非先天属性。中世纪占星师用来表示这种境遇的词是 “意外事件 accidents”(就是经由这样或那样的个体或类别而“发生在” 个体身上的)。称我们生活中的事件(盘主的意外事件)为 “命运” 通常是说它们是 “注定的” 或“被决定的”。这再次忽略了 “被谁” 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完全是在说神学、哲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同样的,这超出了我们所学习的对预测占星学的研究范围。神学、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观点通常都很高大上,但却是徒劳无功,没有结论和没有说服力的;尤其是当你不能解决在这方面的讨论中所遇到的困惑时。我们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显示出占星术与神学、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一点都不紧密。

为了证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注定,命定或是命运,有两件事是必需的:客观的、公正的看待很长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事件和人们的行为,以及中世纪占星术中的解读和预测技巧。第一个要求长时间的关注,这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但是这可以通过练习来养成。第二个提供了一种确保我们能理解和叙述命运的体系和语言。很多现代人在理解命运时有困难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概念已经从现代思想中被去除了。所以我们重新回到中世纪占星术这样一个工具来理解命运。

为了观测命运所起到的作用,你首先要理解人是什么。是盘主所遇到的意外事件使得他 / 她与其他人不同,而本命星图是这些事件的图表。本命盘或者图,向我们展示了先天的承诺,“ 是什么”。中世纪占星的预测技巧让我们能够证明本命星图中所承诺事项的周期和偶尔的显现。预测技巧使我们知道 “什么时候”。

一旦你开始以这种观点看待事情;一旦你发现你身边人的星图中看上去无休止的重复模式变成他们生活中的事件,你将不再疑惑是否有命运。你也会学到命中注定的那一面并不是人生的全部。

在 Corpus Hermeticum [33]第一册中的赫尔墨斯教义被称为 Poimandres or Pymander [34]【译注:人类的牧者】,I.15 告诉我们人类是双重的。当他还是凡人时他受制于天命,但是他超越天堂之后,就会由于 “永恒不朽之人” 而变得始终明智而不朽了。对于这一我们内在的 “永恒不朽之人” 的领悟是 Corpus Hermeticum 中之后几本书的主题,并且在很久之前就成为了秘传教义最为关心的内容。很少有人知道有一个神灵住在他们身体里——就像是不朽的,自由的,全知和喜悦的存在。尽管这个存在在我们之内,但是我们很少能觉察到它。这是因为它仅仅是以一个念头,一个机会的形式存在(如果那个人还根本没有觉察到它)。为了让它成为真实,必须做某些并非是我们普通寻常生活中的事情。

再次说明,这些事情是形而上学方面的;不是占星术的。有一些训练(比如某些形式的瑜伽或是灵修)能引导我们去觉察到在我们内部的这个存在。这些事情非常重要,但是它们不是占星术。占星术,尤其是中世纪占星术主要处理的是实体存在。它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关于人类的残缺图像,虽然它能够给出到达 Picatrix [35] 中所提到的完美本性的线索和方向;但是它不能带你到那儿。

所以,中世纪占星是宿命论吗?

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由于它所处理的是实体存在,答案是 “是的”。然而,由于刚才所给出的原因,这种宿命论,虽然是出于预测的目的来说是必要的态度,但并不是人性的盖棺定论。

中世纪占星术不会以任何未受到绝大多数现代科学所认可的东西为前提,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彻底的宿命论,它们涉及的法则从某种程度来说其结果是既定的。

为什么学习中世纪占星?

简单来说,中世纪占星使我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精准地预测人生中的事件。作为智慧的一部分,让我们知道事情的结果,事件,人,等等。我们学习它是因为它能够提供别处找不到的占星知识。它提供了我们修复占星所需的那些遗失了环节。你对这些技巧的学习,应用和掌握会意味着你在这项修复工作中扮演了非常实在而重要的部分。

关于预测

要使得占星预测成为可能有许多先决条件。即使这些先决条件都被满足了,这依然是件棘手的事。

在本命占星中,你首先要了解的是,所有的预测都必须基于对本命星图的彻底解读上。在解读时你必须尽可能精确地审视每个行星,星座,宫位,阿拉伯点和其他那些你所学到的东西。学习不存在捷径,从一开始就勤勉的学习会在之后给到你更好的回报。从一开始学习如何确定各种问题或人在星盘中显示出的的象征,你就必须全神贯注,如果你做到了,并且只有这样做,你才能够继续进行预测。预测这件事只是说明一个事件是何时发生的。预测的关键是解读。

从上面的内容来看,那些任何妨碍你的判断的东西和那些阻止你认识一样事物与另一样事物的不同之处( 比如,盘主和盘主的伴侣是不同的,或者盘主和盘主的伴侣的家庭是不同的,等等)的东西会显而易见地严重妨碍判断和阻碍对星盘进行解读。要牢记,没有解读,就无法预测。

所有以本命星图是描绘个人内在世界的图景和每个宫位展现的是盘主对于那些事物的观念(这意味着例如 7 宫 = 盘主对于伴侣关系的观念)为前提的占星理论都会妨碍你看到盘主的客观现实。在这门课程中,你必须以确定盘主的客观现实为中心目标。

同样的,如果你将行星看做是普遍原型,而不考虑它们的位置(包括所在星座和宫位),那么你就分不清楚同一颗行星在不同星盘里的不同行为。普遍来说,比如对于每个人来说,名望(太阳)或者爱情(金星)并不是总是以同样的方式面对现实的生活。我们每个人所接触到的行星本质都通过了很多的过滤。这详细说明了普遍性与行星本质所形成的特殊体验以及盘主本命 “星座”(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的独特事件是对应的。除非你从学习之初就弄清楚这种区别,不然你对星图的解读就是肤浅和错误的。所以再次说明,没有解读,就不能预测。

我们能从预测中得到什么?

我们得到了哲学和灵性层面的认识——生命既不是混沌的也不是随意的:有一个智慧的指令来源存在。我们得到了规划未来的能力。我们获得的知识使得我们和我们的客户走上引领我们朝向个人灵性成长(也体现在物质层面上)的自我探索之路,通过这条道路我们达成完善或者说用智慧这个词。

总结

所有可以被用在好事情——比如你现在所学的内容——上的东西都可能被滥用,被糟糕的执行,以及被用在不正当的目的上。所有的占星从业者以及现在作为这门课程学生的你必须只将这门艺术用在对人类有益的方面上。你可能会发现有些人自私地,蒙昧地或者以欺骗的手段使用它,你需要马上将技艺与这些从业者区分开来。纠正这些从业者。保护技艺的真实性。

假设恐怖分子驾驶飞机撞向世贸大厦,这代表了航空业本身是不对的,所以应该被抛弃?如果一个医生在病人大脑错误的一侧动手术,这意味着外科手术是错的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很清楚,“不是”。同样的逻辑和原则也适用于占星术。

像面对一个理论或者某个从业者是否错误这样的判断时,检验这个理论。这里的标语是 “实际的”。不要单单针对理论做出判断,要兼顾理论和实践经验。注意。不要满足于我对事情的说法,而要由你自己去测试所有东西,并且通过做来使你自己成为实践者。

实践操作(尤其在开始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每次你学到了一种技巧,把它记在脑子里,然后练习,不断的重复练习。至少在 200 张星图上应用你所学到的法则。通过这种方式,技巧会变成你的第二本能,你会开始自己发现——好过我所告诉你的——它们该如何应用,以及所教授的东西的含义。在学习过程中,我们经常认为我们知道了老师所说的意思,但往往没有。只有接下来实际使用这些技艺,才能使它变得更加清楚。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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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thesis (数学) 》共八册。Firmicus 当时所用的非洲拉丁语是西西里的语言(也许来自锡拉库扎)并且盛行于希腊。不过像之前所指出的,其被称为拉丁文献的主要原因是它是用拉丁文书写的,而不是因为作者的种族和他所承接的主要起源(希腊)。

[2]: Liber hermetis trismegisti in Abhandlungen der Bays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Neue Folge) 12,1936. ”Neue astrologisches texte des Hermes Trismegisto”’ von Wihelm Gundel

[3]: Pico della Mirandola, Opera, Basel 1572

[4]: 如果对 Melancthon 的占星学有兴趣,可以看 Thorndike 的《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Columbia U. Press, NY, 1941, vol. V. pp. 378-405

[5]: 托勒密的《四书》的第一个拉丁语译本应该是 Trivoli 的 Plato 大概在 1138 年左右完成的,一个世纪后的 Haly 以注解方式进行 le 进一步的翻译。

[6]: 见 www.new-library.com/zoller 上 Zoller 的 The Occult Sciences

[7]: 在 19 世纪新英格兰,自然占星术持续兴盛了大约 30 年。

[8]: 在中世纪,占星师通常是牧师或者至少接受过教会教育的。这是因为在教会之外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过教育,那么就没办法成为一个占星师(在今时今日依然如此)。首先教育主要是阅读和书写基础数学。从十二世纪开始到十三世纪,数学教育逐渐将强,我们发现占星师和方济各会修士,Roger Bacon,向教皇进谏强调将数学教育作为基督徒教育的一部分。我们还要记住 John Dee 在英格兰对于数学所提出的类似倡议大约在 1600 年开始教授。

[9]: Guidonis Bonatti Liber Astronomiae Basel 1550, passim but especially in Pars IIII columns 491-625

[11]: 大约从 1840 年开始

[12]: 在美国和英国,这项运动似乎与斯韦登伯格派的教会有关联;可能是那些 “未入教的” 斯韦登伯格派信徒(即那些支持斯韦登伯格派教义但是没有参加教会的人)。Ebeneezer Sibly(1752-99)以及他的兄弟 Manoah 都是斯维登伯格派信徒和占星师。见网站上的《Astrology in the USA Pre-1870》

[13]: 《心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1855);《社会学原理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3 卷:1876、1882、1896

[14]: 这是一种在心理占星学校的学生之间惯用的作为对于现代占星师由于这种 “意识演化” 而造成的预测能力缺失的借口,比如 Liz Greene 在《天命占星 The Astrology of Fate》(伦敦,1984)中所阐述的那样。通常马克埃德蒙琼斯(Marc Edmund Jones)的追随者经常会发表这种意见,他宣称占星术与预测无关,而是和潜力有关的。见《Astrology How and Why It Works》, p. 248-249。参见 Dane Rudhyar 的《The Astrology of Personality》,1936 年初版 , Aurora Press 1991 年版,Santa Fe, New Mexico, p. 401 et seq. 以及 Marc Edmund Jones and New Age Astrology in America

[15]: 参见 Marc Edmund Jones 的《神秘哲学》1947 年初版,Shambala Publications 1977 年版,Boulder Colorado,p.264;282ff., 282ff., 346-7. 另参见 Jeff Green 的 Pluto, The Evolutionary Journey of the soul, Llwellyn, 1994。以及 Marc Edmund Jones and New Age Astrology in America 和 Astr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rior to 1870

[16]: 见 Astrology and Wisdom

[17]: 米兰的 Cardan(16 世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18]: 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已经到了占星学的学生通过牵头机构出版书籍的阶段。Anthony Grafton(普林斯顿大学的 Henry Putnam 校级历史教授)的《Cardano’s Cosmos》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19]: Sophia Trust (英国)最近已经安排了英国的不同学术机构的学者协助研究有关占星的项目。

[21]: 见 www.new-library.com/zoller 上 Zoller 的《Abu-Mashar Prince of Astrologers》

[22]: 见 www.new-library.com/zoller/book 以及详细分类里的,《146 Considerations》 、《Bonatti on Parts》、 《Bonatti on War》。

[23]: 见 Avicenna 的《Metaphysica sive Prima Philosophia》(1495 威尼斯)

[24]: 见网站上 Zoller 的文章《The Hermetic Tradition》和《Hermeticism as Science & Liber Hermetis Book I》

[25]: 见网站上 Zoller 的《Avicebron and the Fountain of Life》

[26]: 卡巴拉是犹太人的秘密传统。它的原始记录受到质疑。犹太人的记录提供了很多历史证据。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基督徒相信犹太人掌握了一门基督秘法,这是一种渊博智慧的传授体系,他们积极地寻找它,并且向犹太老师学习。卡巴拉著作在神秘学、神学、哲学和 “前科学” 方面的丰富知识隐含在寓言和模糊的寓言背后。

[27]: 关于这种 Paracelsus 的学说,参见 《The Hermetic and Alchemical Writings of Paracelsus》, A.E. Waite 编辑,University Books 出版,NY,1967,第二卷,第 289 页起。

[28]: 我对于《Picatrix》(约公元 1200 年)的改编

[30]: 见 www.new-library.com/zoller/book

[31]: 你会在网站上和基础课程、进阶课程的材料中找到这部作品不同章节的很多翻译内容。实际应用部分请看 Bonatti on War,·Bonatti on the Parts,Bonatti’s Liber Astronomiae

[32]: 参见 Anima Astrologiae,其中也包括了 Cardan 的格言。

[33]: 见 The Hermetic Tradition、The Hermetica as Science、Liber Hermes 以及 Pymander in student library,以上这些都可以在网站上找到。

[34]: 见 www.new-library.com/zoller/library

[35]: Picarti,拉丁版的 Ghayat Al-Hakim,David Pingree 编辑,伦敦,Warburg Institute 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第三卷,第六章,自 108 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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