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226～249年）
自从汉魏王弼以老解易，首创义理学派之后，说易之书，灿若星河；百家之言，各称其是。
这些易河上泛舟放歌者的“理”，主要以“注”、“传”、“解”等形式出现。
其实，王弼发难的真正企图，是要建立一个高贵无比的玄学体系。
作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族孙，他家学渊博，英气逼人，自觉有使命在身。
在这个对外否定权威，对内觉醒个性的时代，王弼关心的已不再是《易经》本身，而是已逐渐成为主流思潮的哲学玄思，这正是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8年）的现实需要，关注的焦点，就在传统与现实联接点上。以后各家也莫不以此为切入点。
今人顾颉刚说：“《易》本来只是一部卜筮之书，经他们用了道家的哲理，圣王的制作和道统的故事一一点染上去，它就成了最古的、最玄妙的和圣道关系最密切的书了。
顾颉刚（1893年～1980年）
于是它从《六经》之末跳到《六经》之顶！”（《古史辩·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早在汉初，讲授《易经》的人就纷纷为《周易》作传，以后又分出两派六宗。
著名的有汉代《京房易传》，宋代《程氏易传》、《汉上易传》、《诚斋易传》等；
明末清初，王夫之作《周易内传》之前，就作了个《周易外传》。
那些对《周易》的注释，也是借《周易》讲出一番自己的道理，王弼的《周易注》，实际上也是一种“易传”。
有的人干脆另立门户，僭号称王。
如西汉后期的杨雄（前53－18年），将孟喜、京房的自然哲学观系统化，仿《易注》作《太玄》，自创一套符号系统：一玄、三方、九洲、二十七部、八十一首。每首相当《易经》中的一卦，又分九赞，相当于爻，共七百二十九赞。
又分九个阶段，称九天，分配于一年四季之中，表示阴阳二气消长运行，万物兴衰成亡的过程。
当时他的朋友刘歆就说，《周易》够难读了，你又来了一个《太玄》，谁能读懂它？我恐怕后人要拿它盖酱缸。
孰料宋代司马光竟是知音，不但为之作注，而且自己也另创了套《潜虚》，也有一套符号和说明。
司马光（1019年～1086年）
东汉末年的魏伯阳，则另辟蹊径，著《周易参同契》，把易与养生、炼丹等道术联系起来，创建了以道教解易的系统，为气功、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找到了动力，也是今天“科学易”的端始。
后来佛教也充分吸收《易经》精华，形成独特的以佛解易流派。
华严宗和禅宗与《易经》关系最为密切，而作为禅宗《五叶》之一的曹洞宗，又是禅易关系中的翘楚。
其后承云岩昙晟（公元782－841年），以《坎》、《离》二卦思路，提出“宝镜三昧”新法门，作四言偈颂数百句，直到南宋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智昭和尚编纂《人天眼目》一书，才将这首偈颂向丛林公开。
稍晚出版的《五灯会元》也将《宝镜三昧歌》附著于“洞山传”后。
其中：
如离六爻，偏正回互，
叠而为三，变尽成五。
此四句最为关键，“偏”代表事，“正”代表理，偏正回互指事理配合。
但当时奥义秘藏，难为其解，不知难倒了多少学者，而且引起一场长达几百年的争论，断断续续到清代才告结束。
《宝镜三昧》提出由个别的（事）上能够显现出全体（理）的境界来。说镜里的是影子，镜外的是形貌，如此形影相睹，汝（形）不是渠（影），渠正是汝。
如此别开生面，形成禅易一大特色。
当然，这一切易注、易传，大都不是阐发《周易》思想，而是借此来阐发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且“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宋代大儒朱熹不满意这些人的行为，花了20年精力，作12卷《周易本义》，他要还清庐山真面目，
依他所见，历代易学，就其解经说，其通病是空论较多，离经文本义甚远。
不过，朱熹到底身为一代宗师，胸襟远阔，并不轻易否定一切,而是说只要他们能讲出一番道理来，“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亦不应置之不理。
这就给泛舟放歌者，发放了通行证。
